王安石有哪些故事？
王安石二十二岁时考中进士，历任扬州签判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等地方官员，积累丰富的统治经验。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进京并任职度支副使，积极推行改革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任参知政事，次年拜相，主持变法。因守旧派反对，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罢相。一年后，宋神宗再次起用，旋又罢相，退居江宁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保守派得势，新法皆废，郁然病逝于钟山（今南京），赠太傅。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获追谥“文”。王安石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著有《王临川集》、《临川集拾遗》等。
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
王安石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，在改革过程中注重对法先王的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，以“义”来为变法服务，将儒家经典“六经”以适应现实需要的新义解释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，这就是王安石“一道德”的方略。熙宁四年，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时上《三经新义》。《三经新义》由王安石主持，王雱、吕惠卿等参与，是对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的注解。其中，《诗义》由王雱作，《书义》和《周礼义》由王安石和吕惠卿完成。
《三经新义》的主旨可以用王安石《送惠思上人序》中的话来概括：“仲尼之教子，而曰‘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’，故有周之遗俗，则是仲尼之所教也。”王安石认为先王之道在周礼，将“三经”中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说成是孔子所作，认为三者是“万世之常法”，而《周礼》的“王制”则“尤天下之要道”。王安石利用经学权威为变法作论证，例如：《诗义》中《公刘》篇，王安石从“于京斯依”句中，引出“盖公刘之始居于此地也，犹未为之京居也。及居于安定之后，教化大行，人俗大变，乃始营而为京居，故曰‘于京斯依’”，指出“国所以治乱者，则教而已矣”，由此把“教”（即王安石“教导百姓以善”的“青苗法”、“免役令”等）与《诗经》联系起来。《三经新义》成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理论依据，作为宋朝官书颁行于世。宋朝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将《三经新义》刻版印行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王安石变法失败，朝廷在保守派的推动下，将《三经新义》罢黜于学宫。
王安石以儒家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为出发点，对《三经新义》原文和前人的注释进行了大量的增删改动。例如《诗义》中《柏舟》篇和《书义》说：“盖天下之乱，本于纲纪不正也……礼义纲纪乃天下之大本，所系非轻也。”认为只要做到“纲纪正”、“重礼义”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再如《周礼义》解“朝觐礼”和《诗经》中《天保》篇，批评诸侯王“骄嫚怠忽”的行为，指出“王者所以朝诸侯者，正礼乐，壹轨法，尊卑贵践，咸得其实，使返国各修其政，而民罔不获乂安之”。王安石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中的有关内容解释为周公（孔子）的教化思想，即“政教之本”，认为只要君王重视礼乐轨法，便能“使反国各修其政”，以此维护封建统治秩序。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的观点，与两宋理学的主张相合，朱熹等理学家推崇《三经新义》，程颐也曾称赞王安石对《周易》注释的“精义”之处。
王安石《字说》
王安石认为儒学经典是“万世之至论”，不仅在政治上“以经术救时”，而且在语言文字上亦想创立一个“万世之法”，他著《字说》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，在“以文字音声、奇偶为起尽伏涌之势”的文字上有自己的见解。但王安石没有接受汉字“六书说”，他提出的字解原则是“以意造字”，即认为汉字的形、声部和字义都是造字者有意构成的，例如以“以一人一田为主，以士为从，主者田之本也。从者土之末也，主于土，然后治本。治本于田，然后为人”，解释“王”字的字形结构。王安石在《字说》中对于汉字的字义和字形结构的解释前后矛盾之处很多，例如一方面他解释“师”，称“一而二，二而一者，谓之巫师。女能事鬼神者，男谓之巫，女谓之师（《字说.二》，另一方面又解“巫”为“女能神者”，认为“巫”是“王”的分化字（《字说.十》）。王安石的《字说》脱离了汉字字形结构的实际情况，使文字的形、声、义机械地统一在一起，对于汉字构字法和汉字学的发展有着不良影响。《字说》刊行于世后，朱熹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评。
王安石“一道德”
王安石认为“二千年来无义战”，儒家学者所倡导的仁义之道被破坏。宋朝立国百余年，以伦理纲常为中心的儒学道德教育有所松弛，王安石主张以儒学为指导，使全国在道德上取得统一（即“存乎吾者必一”），达到“教化大行，风俗纯美”的理想社会。王安石认为战国以后“异论纷然”是“孟子没而圣人之学遂以不传”的结果，称“自是儒者之论，分歧而裂为两，各出一书，以载其说。曰申、韩者，刑名之学也；曰孟、荀者，孔氏之遗学也”，强调“圣人之学”在道德方面的作用。王安石在变法中以儒家经典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的解释，为“青苗法”、“免役法”、“市易法”等变法法令作依据，例如将青苗法说成是“王所当为而不为是，则为失其民，为天子父兄者不得救；为天子臣者不敢谏，祸乱亡国之形已成，不得治矣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