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书画五行属什么？
古人并没有现代的五行观念，因此古人并不认为诗、书、画是有属性的。 比如文征明《石湖诗》自注：“余与石湖先生唱和之作也。石湖为吴越王钱镠后裔，世居苏州。”（图一）[1]又如郑板桥《道情十首·其九》：“丹青写出湘兰韵，只恐画师枯笔钝；描来画去还缺魂，怎像郑燮醉醺醺。”（图二）[2]
再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卷八：“吾乡孙志方明府，好吟咏，善书画……所著《小蓬莱馆诗集》中，以画入诗者甚多。”“吾友冯鲁川太守，亦工书，而画尤妙。”（图三）[3] 可见在古时人们并不用今天五行生克的观念去看待这些文人活动。
不过，虽然古人没有今天的阴阳五行观念，但中国毕竟是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家，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，我们的先人总是试图用一种统一的哲学体系去解释世界，而这种努力最终却未能成功。于是各种各样的学说流派应运而生，其中就包括了阴阳五行学说。
尽管古人并没有把诗文书画和阴阳五行联系起来，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这种联系不存在。实际上，从阴阳五行说兴盛起来开始，这种联系就已经存在了。只不过古人并不承认罢了。 例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就有“书宜孤行，诗宜独出，惟画可与名人同传”[4]的话头，意思是说文章或诗歌是不可以和别人一样的，要有个性，体现出个人的特点，但绘画是可以和别人一起流传的，这是非常明显的强调绘画的群体属性，弱化了它的个人色彩。因为如果个人的话，那么他个人的文章或诗歌肯定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没有办法抄袭的，所以个体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；但如果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你搞你的，我搞我的，相互之间不会有大的冲突，这样看起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参予其中，但其实已经没有任何个性可言了。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说的“格调说”。它是以群体取代个别的倾向。
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，由于外敌入侵，国势日衰，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。在西方，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康德的二元论，都无疑对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，而这些思想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尊重个体的存在。
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发轫者，他们提倡白话文，推崇小说等民间文学，反对文言文及官方话语，因为他们意识到文言只是少数人的语言，是一种贵族语言，而白话则是平民的语言，只有用白话写作才能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藩篱，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。
与此同时，书法界的碑学派也开始兴起，他们同样受到西方的影响，推崇碑学，排斥帖学，也是因为碑学来自民间，而帖学则是官话，是帝王将相之家的私人语言。只有碑学这样带有草根性质的书写方式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的意愿，才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。
诗和书画作为艺术形态，正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，它们开始走向独立，不再依附于传统的哲学体系，这无疑是向着“自由”这一人类永恒的诉求迈进了一步。
因此我们说，诗书画五行中的最后一“属”正是代表了这种追求“自由”的精神，它是对传统哲学体系的挑战，是从群体走向个体的表现。